PP电子艺术展“在海上”正在上海久事美术馆对外展出，呈现颜文樑、林风眠、刘海粟等20余位长期生活于上海、致力于东西方融合的艺术家与设计师的60件佳作。这些作品也大多与上海的城市风貌、气质格调具有关联性，散发着浓郁的海上情韵与调性，凝结成了海派文化的缩影。
近日，在一场久事美术馆举办的“上海风景，作为遗产的价值”外滩文化沙龙中，来自城市研究领域的规划师、艺术评论家等不同领域的嘉宾，围绕上海风景遗产价值与上海城市景观的观察，从建筑、图像、文献等角度切入进行了探讨。
在外滩文化沙龙活动现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WHITRAP Shanghai) 项目主管马瑞海（Marie-Noel Tournoux）以“上海风景，作为遗产的价值”为题作了专题分享。她以里格尔的话语作为切入点，“里格尔书写《纪念碑性》时指出，有一部分遗产其实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纪念碑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为一种纪念物，而是不断因集体的记忆而形成的。随着更多的历史事件使它形成了一座纪念碑。”对于如何看待遗产？马瑞海表示，小的单体纪念物到大型的景观、历史环境等，都包含有遗产的价值。而遗产中存有的艺术，其审美价值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马瑞海（Marie-Noel Tournoux）以“上海风景，作为遗产的价值”为题作了专题分享
在演讲中，马瑞海从文化和自然结合的景观视角，讲述世界遗产中的景观的价值是如何变迁的。例如，澳大利亚的艾尔斯岩是本地原住民的文化记忆，里约热内卢的城市景观则是看待文化遗产的全新的视角，中国都江堰即是对于人类生存的基础设施，也是一种山水关系的载体。而在更加亲人的尺度上，她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种基于农耕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景观，其可持续性，对环境，对人自身生存是非常有利的，但我们的现代生活将如何去适应并传承它，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大问题。而这些景观的意义价值，都是我们讨论城市的基础。
对于城市景观的保护，在马瑞海看来则是一个大的话题。“各国各城市的保护方法、保护政策都是不一样的。例如，伦敦的城市保护与巴黎就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多元的景观视角。每座城市的景观都是不同的PP电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自身的不同PP电子。城市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城市中生活过的人遗留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以及当下在城市中生活和奋斗的精神，其实都被承载在城市风景上。我们可以从景观中看到多元的城市文化孕育过程。借景观作为遗产的思想方法，希望大家在风景的层面上更多地探讨遗产。”
在讨论环节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地理学者牟振宇以“上海风景审美的对象：从吴淞八景到浦江外滩”为题展开论述。他从明沈士充的山水画作展开，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回溯了上海的形成，以及其含有的景观要素。
“沈士充的画卷展示了上海作为江南水乡的美丽景色。乾隆年间，沪人李行南在《申江竹枝词》中所记八景，包括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蒹葭、凤楼远眺和江皋霁雪。其中，据文献记载，凤楼是上海县城中的一个角楼，从楼上可以远望黄浦江的潮水上涌，非常壮观。在明代夏原吉前，在黄浦江改道前，吴淞江是当时最大的一条河流，声势浩大。唐宋时期，吴淞江非常宽，宋代以后，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及海岸线的东移，吴淞江水流慢慢变小，形成了烟雨的诗情画意。而从野渡蒹葭等描绘中，则可以想象上海在开埠前，外滩这里是长满了芦苇的浅滩PP电子。由此，这一八景描写的就是上海在开埠之前的传统美丽风景。”牟振宇说道。
之后，牟振宇用早期上海地图来讲述上海水网的形成。“上海城市的路网恰恰就是从水网演变而来的。这也反映了上海在开埠后，景观发生的变化。开埠之初，上海县城和十六铺地区是已经开发而成的，属于江南传统水乡临河而聚的空间形态。而随着外国人的居住和经商，逐渐构建出了道路网络，并重新进行了土地划分的机制。有些村落聚集的区域，则无法形成整体的搬迁，便选择了农田进行规划。道路随之变宽，规划新的街区，建造新的建筑。”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历史时期的景观？这些过去的河流与村落，过去的这些景观对后来的城市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上海是一个大都市，但它依旧无法脱离江南水乡的特点。一江一河也一直是现在整个上海的主景观要素。”牟振宇说。
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艺术评论家松则围绕“海派风景绘画手法：20世纪中西结合的写实与写意”一题展开讨论。松表示，“我们现在讲海派美术的形成，其实是明清以来整个江南多个绘画流派在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繁荣的局面。当上海的商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江浙两地的画家慢慢聚焦于此，形成了一个群体集聚。很多画家画的港口城市，都和水有关，以水为意象来表达。同时，海派绘画的形成过程也有很多外来因素。”
对于“风景”这一词，松认为，该词汇呈现的是中西文化交汇，或是在冲突、融合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特征。“中国人说的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然景观，而是带着人的主观的判断，它是人的精神性的景观，具有人文性。在这个历程中，我们通过城市景观，通过我们的图像表达，是非常有价值的，其有着进一步阐发的东西。例如刘海粟在1964年描绘的上海风景，既有其早年留法学习经历所带来的后印象派的风格，也有一种东方的色彩。我们在品读他的绘画时，不能单纯地分析绘画图像本身，而是要联系起城市文化，这样的解读才会变得绵密，解读的空间也会丰富。”
对于同样的话题，红坊文化创始人郑培光谈及了上海城市风景的几个阶段。他说，“上海开埠以来可分为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发展所形成的城市风景是不一样的。例如，在1920年前后，上海的城市风景发生了变化。那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随着新一轮的发展，上海形成了我们现在最喜欢的城市风景。这一时期的风景非常入画，很多画家都在画，画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而在1949年开始的70余年里，则叠加了新一轮风景。但这一时期的风景与此前的风景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艺术创作而言，这一时期的风景非常难画。这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城市风景。也许未来的上海风景可能会有新一轮的变化，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此外，在围绕“上海风景的日常奇观：反映观念冲突的城市拼贴图景”和“也说《繁花》：上海里弄社会肌理的解构性，内涵的上海人文风景传统”这两个主题的讨论中，松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初心会客厅主理人王溪分别展开了讨论。
松从摄影的角度讲述了对于上海石库门的理解。”石库门建筑非常具有上海地方特点，它有类似于法国的街坊建筑和江南三合院建筑的结构形式，是中西冲突、融合文化的一种反映。在城市生活中，去感受城市的生命脉动是非常有意思的PP电子。我们当下的人的视觉是一种意象的叠合，是时空之间的叠影。”
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基本实现贯通开放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艺术家在表达上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特有的切入点。如陈逸飞的具象作品，又如艺术家薛松的拼贴艺术等，他们理解的上海一定程度是带有上海城市文化痕迹的。我们通过艺术作品串联起时代，从上世纪20年代到今天，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共同构成了上海风景的空间叙事。”松说。
王溪则讲述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何对艺术，及艺术家的群落产生影响。“2000年左右，以陈逸飞为代表的画家重新开始书写江南风景。他对江南风光的描绘，对乡愁的抒发，影响到了国内对于水乡的保护。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与上海的里弄有关。他的创作是在田子坊发生的。随着他入驻后，尔东强、王劼音等人也都聚集在田子坊，逐渐在田子坊形成一个画家群落。当时，大量建设用地是由腾退里弄空间来完成的，而这样的一群艺术家群落则让我们看到了里弄作为一种聚居形态和文化交流的特征，影响到了我们重新看待里弄的保护。”
“同样，近期火热的《繁花》亦是如此。作家金宇澄绘制了很多插图，包括大型地图、局部地图、人物关系图，以及生活场景，展现建筑的错层关系和弄堂中的聚集生活。叶浅予曾描绘了里弄房客的形态，而这样的形态延续到了解放后，存在于金宇澄描绘的小毛的家中PP电子。《繁花》就像是一本人类学的报告。所以，从非常大的整体性的历史景观角度，一步步深入到人类学的角度去看景观。景观，是包容的、延展的。”
